来源：智旅动力  作者：亿行旅游网 詹旺珍   
       众所周知，我国是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；但旅游资源与人类开辟的风景旅游区不能混为一谈。明李裕在论述欧阳修始辟琅讶山风景区时说：“贤人达士雅好者，随所遇，而穷探远索山谷草莽间，得胜即为台为亭为池沼，游览而品题之，然后得美名而传后世。”可见山水资源只有被人们“得胜”为台、亭、池沼，才能成为美名传于后世的风景旅游区。
　　我们民族素有“披蓁剪芜，搜奇选胜”、开辟风景区的优良传统。始于何时，虽难确指，但据袁宏道《禹穴》云：“夫山阴显于六朝”，至少可知六朝时期已有初具规模的风景区了。晋室南迁后，大批文人雅士毕集江南，游赏品题风及一时，使吴越山水之胜得显于世，出现了一批风景区，诸如“群贤毕至、少长成集的山阴道上”，“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”的富春江，以及初展新姿的明圣湖，山水多佳的永嘉池上楼，谢兆赋诗的宣城北楼，谢尚秋夜泛舟会袁宏的燃犀浦，孟嘉重阳登高风落帽的龙山，僧侣游方的匡庐。被称之为江南八大风景旅游区。　　在唐代好游之士登临胜境的时期，社会发展，山河大治，景观又为之一变。名扬天下的风景区相继出现，本朝就有品评：“余杭形胜四方无”、“匡庐奇秀甲天下”(白居易)，“长安回望绣成堆”(杜牧)，“宜人独桂林”(杜甫)，“滕王高阁临江渚”(王勃)……等等。唐人“砍榛莽，焚茅茂”，风景名胜不断增加，好游之士大量涌现，除“一生好人名山游”的李白和“远行不劳吉，日出”的杜甫以外，还有自居易、岑参、高适等一大批志在万里的壮游者；唐僧玄奘，且西游印度，开一代之风气。　　到了宋代，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通都大邑、名山显水之地更展新貌，如杭州西湖新辟了苏堤、三塔、孤山、花港、柳浪、岳坟；而且在“荒绝僻远”之处也新辟了大批风景旅游区，如衡山、黄山、九华山、琅讶、雁荡、武夷等等，皆成为“天下同称”的锦绣之区。欧阳修、苏轼、陆游等好游之士，行“天涯万里路”，放歌山林，为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　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把视线转向明清，此时，正当资本主义萌芽，人们追求真知，开展探险考察，边疆也进一步开发，这无疑使我国的旅游区更呈现出新的面貌。前人足迹罕至的僻乡佳境，诸如戈壁瀚海、塞外烟云、高原壮景、南海碧涛乃至异域风情，皆一一发现。“好游之士”的社会阶层也扩大了，政治家、外交使节、地理学家，都加入于旅游行列。从导胜搜幽转向旅行考察，从漫步佳胜转向远行边陲，出现了“穷九州内外，探奇测幽”的徐霞客，七下西洋的郑和，远行南疆的袁枚、恽敬，畅游苍山洱海的杨慎、王昶，甚至于周游世界的陈伦炯、薛福成……等等。这标志着旅游点在更新，旅游兴趣在发展，旅游路程在延长，旅游队伍也在扩大。　　综上所述，我国风景旅游区的兴起和建设，是经历了长期发展过程的。这不仅说明中华民族向来有着装点江山、美化祖国的优秀传统，而且，正是前代人开拓的风景旅游区，成了后代人发展旅游事业的基础。应该说前代人是无愧于后代人的，而后代人接过前代人的“遗产”，又不断有所发现，有所发展，也不辜负前人。到了我们这一代呢?自然既要无愧于前人，又要无愧于后人。不仅要继承好遗产，而且理应作出更富创造性的贡献来，为自己也为后来者多创些“家业”。因此，如何把祖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尽多地开辟为风景旅游区，已日益重要的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。

        同时，如何多增加一些新的项目，诸如半个世纪以来革命斗争的遗迹，兄弟民族地区别具风味的游览活动，冬夏两季的体育旅游…等等，也应成为我们十分注意的课题。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多作些富有创造性的贡献，我国的旅游事业必将更活跃、更发达，更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。